8月24日是中韩建交29周年。中国GDP从韩国的1.4倍上升到去年的9倍，中国人均GDP从韩国的5.2%上升到33.3%。两国间实力对比此消彼长，韩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随之发生着变化。韩国《国民日报》日前委托相关舆论调查公司，以约1000人为对象进行了韩国人对美国、中国、日本、朝鲜四国认知意识变化的网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1.7%的受访者表示“最不喜欢”的是中国，其中95后和00后为主的MZ世代的对华负面认知比例高达60.3%。同时，“最不喜欢”日本的比例是31.2%，MZ世代则为22.8%。
无独有偶，在韩国生活和任教近20年的俄罗斯教授安德烈·兰克夫前不久在批评“韩国社会存在狭隘视野”的同时，认为“一直在对华关系上采取模糊立场的韩国，近年民意的对华认知呈现冷淡乃至排斥的倾向”。这些是否意味着韩国对华民意出现了变化？
首先，韩国民意认知整体在变化，它随着全球局势和大国关系起伏，以及国际舆情变化而进行着自觉和不自觉的调整。疫情下，韩国主动参与双边沟通和多边区域合作，国民对外认知和对国际事务的关注与关心也在显著上升。尤其是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后，韩国看世界的角度、民众接受大国关系变化的心态乃至国际形势对韩国民众的影响也更加多元，欧美主导的国际舆论和东北亚等地缘外溢影响都会折射到民众个体的认知之中。
其次，韩国对华认知局部在变化，它随着中韩与彼此利益攸关方的关系调整而进行着被动或主动的重塑。从区位和历史的维度，中韩互为搬不走的邻居，历史交流的长周期积淀了民意的良好认知，两国也形成了地理与心理距离双接近的认知基础。目前，随着中韩各自在应对国际变化与大国关系挑战上做出的战略考量和战术调整，部分韩国民众在对华认知上出现一些负面倾向，既凸显了中韩在彼此认知上的适应性调整和补齐局部认知短板的势在必行，也印证了推动正向认知行稳致远的重要性。
最后，中韩彼此的认知进入磨合期，它处于随着剧烈的地缘变化及调整双边关系带来的有形无形的影响之中。一国对另一国好感度等认知走势是曲线的变量，韩国民众对华认知出现一些短期变化，乃至中国民众对韩认知也有不乐观因素，都是周期性调整与磨合的必然体现。这种磨合其实是建立在双方政府互动依然良好，经济共赢依然热络，民意认知基础并未坍塌前提下的正常反应。
近年韩国社会认知出现多元变化，带动民间对华认知调整，这是事实。这种多元变化既是两国进一步巩固官方友好与交流，经济界合作与并行，民间互动与调整的组成部分，也向我们提出摸索提升民意认知和开拓好感度的诸多思考。
一是宏观上巩固中韩认知的最大公约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准确理解在复杂国际局势与微妙地缘政治下中韩关系的压舱石定位，认清两国民意认知的正向支持对发展中韩关系的不可或缺性，并推动这种正向认知服务于维护中韩促进合作、捍卫和平、战略稳定等相互支撑的战略高度，构筑多边体系的国际视野，推动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区域广度，致力于两国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深度。
二是中观上确立两国认知的最大契合点。“同舟共济海让路”，中韩建交29年以来，在地方合作、旅游往来、人文交往、民间外交、智库交流等方面形成互信机制、共赢认知和友好纽带，它们为中韩两国由上至下增进沟通，由下至上扩大理解奠定了认知上的最大契合点。依托官产学研多方推动，减少相互负面认知的发酵元素，挖掘地方民意的长效沟通优势，激活年轻一代全面认识的深化，中韩民意认知“直挂云帆济沧海”依然可期。
三是微观上保留彼此认知的最大差异化。“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韩文化及经贸合作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呈现各自的特色和优势，这种合作维系的基础底色是民意正向认知下的相互理解与友好交流。从借鉴和包容的角度，承认民众个体的差异化及多元化并不影响中韩认知向好的大局。尊重差异化存在，在一些领域求同存异，在一些方面包容差异，在一些认知上借鉴多样化，这是两国国情和彼此在世界的定位决定的，也是民意认知在微观层面经常瞬间变化的应有之义。（笪志刚，作者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东北亚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