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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杀窃听跟踪…美国拍了部敏感的电影

发布时间: 2016-10-01 04:38:41 来源: 作者:
文/影视圈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称他为英雄,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称他为叛国者,总统候选人唐

追杀窃听跟踪…美国拍了部敏感的电影

文/影视圈

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称他为英雄,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称他为叛国者,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甚至呼吁将他处决……这就是斯诺登的现实处境。9月16日,这个沉寂3年的争议人物再次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一部关于他传奇经历的影片《斯诺登》在北美院线上映了。 

9月16日,一部根据美国政治的大事件——棱镜门事件改编的电影《斯诺登》却悄无声息的登陆了北美院线。这样一部敏感的影片,肯定会让许多对“棱镜门”充满好奇的观众“心驰神往”。但由于这部电影和斯诺登本人的特殊性,整部电影的制作过程也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斯诺登》上映两周,好评率61%

《斯诺登》上映两周,好评率61%

9月27日,美国总统电视辩论正式上演,总统大选一触即发。而就在几乎同时,另外一条重磅新闻却并没有引起公众多少关注。9月26日,美国“棱镜门”事件主角斯诺登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表示,“自己希望得到奥巴马总统的赦免,回到自己的祖国。”而就在9月16日,一部描写斯诺登“叛逃”过程的电影《斯诺登》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公众开始慢慢了解了斯诺登在棱镜门之后3年来的生活境况。

与此同时,很多关注这部电影的人也惊奇的发现,斯诺登本人居然也亲自参与了拍摄。这就让公众产生了好奇,斯诺登本人在拍摄过程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斯诺登》这部影片究竟是如何拍出来的呢?拍摄过程中,导演奥列弗·斯通又经历了怎样的周折呢?

为见斯诺登,斯通花了100万

201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导演奥利弗·斯通和他的制作人莫里茨·博尔曼终于在莫斯科的一家餐馆内见到了斯诺登。 

奥列弗·斯通

奥列弗·斯通

吃饭时与餐馆的所有人保持距离,采访时在宾馆中用枕头堵住门缝……对于斯诺登来说,这样的安全防范已经成为常规做法。

而对于斯通导演来说,为拍电影,他已经有过许多匪夷所思的经历,其中就包括在拍摄《天与地》时成了佛教徒,为了拍摄《门》而尝试各种迷幻剂。自从他决定拍摄一部关于爱德华·斯诺登的传记片,斯通再一次用尽一切办法。为了拍摄《斯诺登》,他和博尔曼特别担心美国政府的监听,不止一次全面检查他们在洛杉矶的办公室是否被安装了窃听器。

而比起拍摄,见到斯诺登的过程似乎更加曲折,也更加离奇。

早在2015年1月,正在筹划电影的斯通就接到了一个来自俄罗斯的电话,电话中人自称是斯诺登的代理人。

这个人就是俄罗斯律师阿纳托利·库切列纳。

库切列纳代理过俄罗斯寡头、电影导演、几位流行歌手和一位政府部长。2012年,他曾为弗拉基米尔·V·普京助选;斯诺登在莫斯科落地之后不久,库切列纳出现在谢列梅捷沃机场,主动提出担任他的律师。然后,库切列纳写了一本关于他的新客户的小说。小说名叫《章鱼时间》,讲述的是一个名叫乔舒亚·科尔德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泄密者以及当在他在机场孤立无援时解救他的俄罗斯支持者。 

库切列纳

库切列纳

斯诺登的故事具备斯通史诗影片的所有元素:政治、政府阴谋,以及最核心的、一位失去信仰的美国爱国者。如果成功,它可能成为那部关于罗恩·科维奇的传记片《生于七月四日》在千禧世代的续篇。1990年,斯通凭借该片获得了奥斯卡奖。

不过,斯通和博尔曼首先需要确定库切列纳是认真的。博尔曼让这位律师寄来书以及两张飞往莫斯科的头等舱机票。书和机票第二天就到了。库切列纳的办公室还给了博尔曼一个电话号码,以防他们还有疑虑。接电话的是俄罗斯驻旧金山领事馆的一名雇员,在这位雇员的帮助下,他们当周就拿到了签证。

新闻媒体上暗示这位律师和克里姆林宫有联系,这令他非常烦恼。为了撇清关系,他说出了几个自己为之辩护,而且正在对抗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客户,其中包括被指控为英国做间谍的作家普拉顿·奥布霍夫。

然而即便如此,斯通与库切列纳的初次会面依旧非常糟糕。斯通提出想见斯诺登,但库切列纳说,除非他们同意购买《章鱼时间》的电影改编权,价格则为100万美元!否则斯诺登就不会见他们!据斯通和博尔曼说,在漫长的周末结束之前,他们达成了一项君子协议:斯通将购买这本小说的改编权——如果库切列纳能够定期安排他与斯诺登见面的话。但是斯通承认,他并不打算用这本书。

能拿出100万美元趟路,斯通的魄力彰显无遗。然而就在他认为这样就万事大吉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

节外生枝,美国律师登场

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律师本·维茨纳出现了。

如果说库切列纳是斯诺登在俄罗斯的代理人的话,那么本·维茨纳则算得上是斯诺登在美国的“喉舌”了。

本·维茨纳

本·维茨纳

作为一名供事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维茨纳对于斯通与斯诺登的约见特别愤怒,不只是因为斯通邀请了一位记者去莫斯科,还因为这一切给人的感觉:斯诺登参与一部好莱坞电影,而整部电影的制作似乎是由一名与俄罗斯政府有关的律师牵线搭桥。

制片人博尔曼表示。“通过两个渠道可以接触他:一个是库切列纳,另一个是维茨纳,纯粹是政治,而且是一个远远超出你理解能力的政治情况。”维茨纳现年45岁,他从2001年起就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工作。在斯诺登事件之前,他曾努力提起几项诉讼,以加强对情报机构的监督。

对此,维茨纳表示,“斯诺登绝不会出卖自己的故事”。但他同时认为,斯诺登参与好莱坞电影只会助长他的批评者的观点——他们说他是渴望捞钱的自恋狂。斯诺登与斯通见面只是为了确保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准确的故事。对于斯通,维茨纳则认为,“奥利弗·斯通是个好导演,他写过《疤面煞星》这样的好剧本。”

斯诺登和斯通一开始进展得很慢。斯诺登对于一部关于自己人生的电影特别谨慎。经过反复沟通,斯诺登开始放开了一些,回答有关他的童年、他的女友林赛·米尔斯以及有关在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中可以讲的部分。

对于电影制作,斯通和博尔曼进行了分工,斯通则开始了选角工作,博尔曼开始寻找独立投资。他选了约瑟夫·高登-莱维特来担任主角,谢琳·伍德蕾出演斯诺登的女朋友林赛·米尔斯。

2015年初,博尔曼和斯通已经欠下几十万美元的债务,而剧组面临着资金紧缺的窘境。最后,制作人拉到一些欧洲合作伙伴,拍摄也推迟了三个星期。在美国,“开放之路”电影公司接受了《斯诺登》,这家小型制片公司曾经推出过库彻那个版本的《乔布斯》。

可就在正在时来运转之时,一场危机却在悄然酝酿。

美俄律师开撕,《斯诺登》险些夭折

然而好景不长,来自美俄的两位律师不久之后就产生了巨大分歧,并开始公开撕逼。

在维茨纳看来,库切列纳已经成了一种潜在风险。从2013年起,这位俄罗斯律师先是宣布,斯诺登在一个著名俄罗斯网站得到一份工作——后来证明这是假消息。现在,库切列纳把自己的小说卖给斯通,搞得好像这位导演必须收买一名俄罗斯牵线人,才能见到斯诺登。

据维茨纳说,斯诺登没有读过库切列纳的书。“事实上,斯诺登有更重要的事。”维茨纳不愿谈论库切列纳在斯诺登生活中的角色,不过他承认,库切列纳的角色有点不合常规。“可能在俄罗斯,主导代理律师与客户关系的道德准则和美国的不太一样,”他说,“一个著名案件的律师把客户的独家照片提供给报纸,或者写了一本未获授权的书卖给好莱坞,这如果在美国几乎不会发生。”

当然,影片的拍摄过程最重要的还是斯诺登本人。

为了让斯诺登觉得更舒服,斯通把工作人员精简到最少。对于资深摄影曼特尔来说,拍摄《斯诺登》依旧是个特殊挑战。斯通认定在美国领土上拍摄这部电影太有风险,所以决定在德国拍,博尔曼也能在那里搞到一些税收补贴。为了在54天时间里拍完约140页的剧本,剧组马不停蹄地从慕尼黑赶到华盛顿、夏威夷、香港,然后返回慕尼黑。为了节省经费,只好用慕尼黑郊外充当马里兰州和弗尼吉亚州的乡间,由德国临时演员饰演美国人。“谢天谢地,这些德国人演得很像美国人,”斯通说。

拍摄过程本身也像是一场秘密行动,片子不仅有代号,还有详尽的安保规范。“我们都用手写笔记,在公园里长时间地边散步边交流,如果必须邮寄剧本,我就把手稿打散封装进四个包裹,使用四个不同的快递公司发往四个不同的地址。“博尔曼说。

2015年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斯通的母亲杰奎琳·戈代·斯通去世了,享年93岁。正在拍摄关键时刻的斯通却没有离开剧组,葬礼那天,斯通还在片场继续工作。

电影上映:效果好到没朋友

这部电影的上映时间已经从2015年12月推迟到2016年5月,接着又推迟到2016年9月。斯通在这期间赶着完成影片的制作。其中最大的挑战是节奏。相比他以往习惯拍摄的影片,这样一个剧情围绕一名下载机密文件的技术专家展开的故事,显得更加波澜不惊。“写代码不会让人觉得兴奋,”斯通说。 

剧组(左一为导演斯通,左二为主演高登-莱维特)

剧组(左一为导演斯通,左二为主演高登-莱维特)

通过将影片改成一个网络惊悚与爱情元素交织的故事,斯通去掉了现实的乏味。他利用斯诺登与米尔斯的关系,为影片融入了一些情感色彩。

影片完成后,斯诺登第一个看到了成片。他很少发表自己的看法,但看罢此片,斯诺登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几个月后,在动漫大会的一次试映会上,斯诺登通过卫星满脸笑容地对该片表示略带谨慎的赞赏。“它真的让我紧张,不过我想他拍得挺好。”

如斯通所愿,斯诺登在片尾亮相。他出现在库切列纳乡间别墅的一个镶着木板的房间里,画面中的斯诺登凝视着一扇窗户,脸上露出淡淡的、神秘的微笑。讲话时的斯诺登不是一名苦修者的样子,而是努力想传达出斯通标准的电影台词。

2016年夏天,曾经有过的所有焦虑似乎烟消云散。电影拍完,斯通正式打败了索尼的项目。大家似乎因此感到乐观,甚至有点惊喜。“一开始我觉得这肯定是搞错了,”博尔曼说。他对我说已经有25年没见过这么高的评分,这部电影简直好到没朋友。

主演高登-莱维特则被斯诺登的故事深深打动,把自己从该片中获得的大部分片酬捐给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剩下的钱用于与维茨纳合作拍摄一系列关于民主的视频。维茨纳当时正在准备向奥巴马请愿,要求在今年秋季给予斯诺登总统特赦。今年7月,斯通和维茨纳还联手举办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一场活动,呼吁大家关注斯诺登。

老圈有话说

在整部电影的制作中,让老圈感触颇深的是奥列弗·斯通在制作过程中的所作所为。

为了见到斯诺登,不顾政治和舆论上的危险,千里迢迢奔赴莫斯科,而且毫不犹豫的从拍摄经费中拿出100万美元;用尽心力的在美俄两位代理人之间周旋;以及为了拍摄进度错过了母亲的葬礼……

导演,真的不是一个谁都能干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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