孱弱家庭接连生变故
1975年，俞能立的弟弟生下了一个男孩俞书海。弟弟作为知青被上调到长丰化肥厂。原本还算完整的一个家庭却突然遭到了变故，弟弟患了鼻咽癌，1984年不幸离世。留下了一个残疾的妻子、8岁的儿子俞书海和一个7岁的女儿。
带着两个孩子，原本就残疾的母亲在长丰无法继续生活下去。无奈之下，母亲经人介绍，改嫁给了长丰当地的一个小学教师。从此，这母子三人就靠继父那点微薄的工资生活着。
刚满18岁的俞书海不想给家里增添负担，中学毕业就决定出去打工。“那时候他在杭州一个工地上打工，有一天突然两个帮派打起来了，他就上去拉架。我侄儿用左手一挡，左手就被刀砍掉了下来。”俞能立惋惜地说，原本一个好好的孩子这下就落下了残疾。
左手没了，对俞书海来说打击很大，没办法，他只能又回到长丰，由继父养活着。
非婚生女孩户口成问题
1989年，俞书海来到合肥找到了大伯父俞能立。得知俞书海这些年的遭遇，俞能立恨自己没能早一点关注到这个侄儿。想到俞书海以后的生活，俞能立想尽一切办法尽力为他多做一些。
俞能立先把俞书海的户口迁到了自己另外一个弟弟的户口本上，随后又想办法安排俞书海继续读书。2004年，俞书海又外出打工了，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女友李智敏，并且同居生活了。
“两人相处得都很好，我侄儿是想跟她结婚的。”俞能立说，俞书海与小叔从小关系就不好，得知俞书海要拿户口本去结婚，他的小叔怎么都不同意，“他这个婚没结成，但是那个时候李智敏已经怀孕了”。就这样阴差阳错，2005年小君出生了。由于没有户口，小君出生后没有办法办理任何证件。
小君出生后，李智敏便不辞而别，时至今日也没有再联系过俞家人，更没有去看过小君一眼。俞书海将孩子丢给了长丰的母亲和继父，自己又出去打工了。“这些年，这孩子就在长丰跟着老两口过，我侄儿一个人在外打工，一个月挣个千把块，也仅能养活他自己一个人。”
关键时候还是得找民警
“我看报纸上说一个18岁女孩跳河自杀了，因为她这18年里一直没有户口，生活上遇到了种种困难。”俞能立说，这个消息让他第一个想到了自己的侄孙女，“她现在已经9岁了，也是什么都没有，再长大一点，懂事了，万一也走了这个女孩这条路怎么办？”
想到这些，俞能立坐不住了。巧了，恰好碰到居委会普查人口，俞能立就询问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可是半年过去了，孩子的户口依然没有得到落实。无奈之下，俞能立找到了辖区城东派出所所长邹勇。得知老俞家的情况后，邹勇立即安排了社区民警陈庆开帮着解决小君的户口问题。“我是10月份找到邹所长的，上个月我开始准备材料，没想到这才一个月，户口问题就解决了。”
昨天，俞能立接到陈庆开的电话。陈庆开让他立刻到派出所来录入户口。“把她户口解决了，我心里一块石头就落下了，不然她以后上学工作都是问题。我这个弟弟可怜，我做哥哥的要给孩子们多做一点，接下来我还想看看能不能帮他们申请保障房，让俞书海回来能有个地方住。”
录完户口，俞能立不住地感谢陈庆开，“多亏了民警的帮助，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能把这事情给办好。”
-及时语
解决琐碎事不能靠人情
好民警的同情心值得赞赏，一位9岁女孩的户籍因他得以落实，这是为群众办实事的典型事例。但我们也希望，类似这样关乎群众切身生存利益的事情，还是应该有制度和程序上的流畅保障，而不是等到多年后，遇见一位好民警。
人情是需要的，但不能完全依靠它。笔者赞扬这位为群众分忧的好民警，但只针对这个独立的事件，而不怀有普遍希望，否则，就因小失大了。国人有个心理，就是办事要找人，找到好人算他有运气，但真正支持群众的，必须是制度，是程序。国家近年大力推进法治建设，也直涉这些关乎群众生存利益的“琐碎事”。
9岁女孩及其亲人，因为好民警的帮助，现在安心了。但还有多少类似的“琐碎情况”存在呢？对于群众来说，导致他们不能安心的，多数时候无非就是这些在旁观者看来是鸡毛蒜皮的事情。社会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这些事情的处理上。
让制度、程序来保障和推进那些小小的举动，为群众办实事。即便遇不到今天的热心民警，仍然有一套东西我们可以依靠，这才是我们追求的大方向。(张小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