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社会组织就业援助的“奇迹”
张曦不理解，自打凉城路上那间40平方米的小隔间搭起来成了助业服务所后，丈夫邵勇就成了“不顾家”的人。“放着自己的女儿不管，整天操心别人家的孩子。”
每天，邵勇都会早起半小时，跑去“安吉乐”看一眼再上班；下班后，他也不回家，宁可和员工一起吃外卖。
小小的助业服务所，究竟有什么魔力？张曦决心一探究竟。
助业所内的故事，让张曦惊呆了。爷爷领着孙子上门流泪求助，她没想到，天底下真会有对孩子不闻不问的父母；40多岁的男人被家里逼着来听就业讲座，可这边凳子还没坐热，转身开溜上了麻将桌；更多的是那些频繁跳槽、渐渐自暴自弃的年轻面庞……
“看到他们，我就想到自己的孩子，换作谁都会于心不忍。”不多久，张曦辞掉了工作，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
夫妻俩或许不会想到，这间最初只有一张办公桌的“陋室”，日后会成长为覆盖临汾路街道18个点的大型就业服务组织；他们更不会想到，五六个人起家的“小作坊”，将酝酿出全市第一家纯草根型助业非政府组织。
草根助业的春风
2009年，生意刚刚做得有些起色的邵勇拿出10万元资金，租下了一间办公场地，打算“助业”。“自己当初也是白手起家，找工作的艰辛我太清楚了。”
没有团队，邵勇就请朋友喝酒。他说自己是“厚着脸皮到处在兜售‘情怀’”。没想到，这份助业的“情怀”，一下聚拢了好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儿。
邱军，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第一届毕业生，邵勇夫妇的老同事。在得知邵勇的想法后，两周内便递交了辞呈。放弃外企主管的职位，邱军不后悔，“还有什么方式，比建立一个社团，点对点地帮助青年更为直接？这才是创造自我价值的岗位。”
邱军的出现，为“安吉乐”带来一阵春风。作为“大师兄”，他率领昔日劳动人事学院的学弟学妹——今天的教授、人力资源专家和企业人事高管，组建了“安吉乐专家委员会”。
一个纯草根组织，却拥有如此专业的智囊团，实属罕见。专家委员会在分析目前就业形势的基础上，对就业援助的开展提出建设性意见，并针对个案辅之以理论指导。
“高校资源与社会组织‘抱团’的结果是双赢。”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认为，一方面学术的理论成果可以指导社会组织开展更加行之有效的就业援助；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所接触到的各类案例，也为高校推进理论研究提供了支持。
渗入缝隙的细沙
2010年2月，“安吉乐助业服务所”在原闸北区民政局登记注册。从最初配合街道举办招聘会，到“手把手”个案辅导青年再就业，“安吉乐”羽翼渐丰。
静安区人社局局长王光荣打了一个比喻：“就业的‘杯盘’要想满溢，如果说大颗石粒是政府提供的公共就业政策与服务，那么社会组织就是渗入缝隙的细沙。”
“石粒”解决大方向、大体量的问题，“细沙”则填充余下的角落。
尽管面上有“启航”计划这样由政府层面主导的助业实事项目，各街道居村还是残留了一批“硬锅底”人员。无论就业援助员、居委会干部、导师怎么轮番上阵，都无法将他们“撬”出家门。
临汾路街道就有20位这样的“硬锅底”青年。2015年，“安吉乐”接过了这个“烫手山芋”，一年之内帮助其中13名青年成功就业，解决了街道的一块“心病”。
比之传统的“等候式”就业援助，“安吉乐”的做法是逆推。从青年本身出发，根据其特点，由组织主动接洽企业，让企业提供适合的岗位。
32岁的小薇身材矮小，只有初中学历的她，除了每天接送孩子上学、放学，中午还要赶回家为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做饭。目前，家中全仰赖于丈夫的手工活维持生计。
经分析，小薇的案例具有特殊性，她不像普通人那样拥有固定的可就业时间，再加上受制于家与学校的地域制约，适合她的工作只能是分时间段性质的，且工作单位必须较近。
综合多重因素考虑，专家委员会认为家政行业比较贴合小薇的情况。“我们让小薇留出了可灵活支配的时间段，根据她的实际情况拟了一份时间分配表。”拿着这份时间表，“安吉乐”的导师几乎走遍了周边所有的家政公司，最终将同一时间段的不同家政公司所能给出的收入预算，制作成一张表格供小薇挑选。与此同时，同步安排小薇参加家政行业方面的培训，以适应行业所需技能。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就业对象时间和地域的局限性，又为其增加了一份收入，从而改善了她的家庭窘况。
“通过7年的积累，我们已经成功与100多家企业建立了长期雇佣伙伴关系。”张曦告诉记者，由于人岗匹配度高，通过“安吉乐”成功就业的青年，稳岗率相对较高。
失业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事件。张曦认为，失业不仅与青年本身的能力素质有关，更与心理、家庭等因素相联系。而这些都对助业人员的专业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更好地培育“人”这一要素，“安吉乐”组建了一支自己的志愿者队伍。
“同样做的是就业援助员的工作，我们为志愿者提供前期培训，定期组织专家委员会成员、企业人事主管授课。要想帮助青年就业，首先要让志愿者变得更专业。”张曦说。
十几号人的情怀
7年间，“安吉乐”共为临汾路街道提供就业服务近2万人次，岗位推荐9000余人次，成功帮助3342名社区困难人员实现就业。说它创造了社会组织就业援助的奇迹，也不为过。
“社会组织就是在居民有需求的事、政府没精力做的事，以及市场不想做的事之间找到最佳的切入点。”在王光荣看来，政府也需转变思路，从过去的“一揽子全包”，到尝试向社会组织抛出更多“订单”。
近几年，临汾路街道与静安区人社局先后出资100余万，购买“安吉乐”的项目成果，并提供200平方米的场地支持。
然而，仅仅依靠这些资助尚不足以支撑组织的运转。无论是办活动、租场地，还是人员培训、人力成本，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资金的投入。
“这里的工作人员每月也就拿3000元的工资，十几个人的团队，不到6年，人员流动了近一半。”张曦担忧，招不到新人，再下去将面临人手短缺的困境。
但“安吉乐”仍在艰难前行。邵勇能想到的路子有两条：一个是将现有的经验模板在各区复制推广。这需要与当地政府洽谈协商，真正的推开也离不开前期考察，唯有因地制宜才能制定出符合地域特点的助业方案；第二条路，是与更多紧缺人才的中小微企业、以及大型国企央企等强调“社会责任”的用人单位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然而这两条路，无论哪一条都需要大量时间和人力的投入。为了能让“安吉乐”正常周转，邵勇自己前前后后贴了近300万元。
有人说他傻，也有人嘲讽他不务正业。但他说，每当看到一批批前来咨询的青年、邱军一手组建起来的专家团队，还有已自成体系的就业指导方案，他不舍。
“为了老邱，也为了十几号人共同的情怀，我们会继续坚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