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辉（国际问题学者）
知名学者郑永年最近一篇有关美国亚洲政策的长文谈到，“亚洲版北约”一旦形成，那将是对中国的空前安全威胁。这一看法在社交媒体迅即传播，因其应和了很多亚洲局势观察者的研判和忧虑。
北约，是1949年建立的欧洲-大西洋集体安全与防务机制。“亚洲版北约”顾名思义就是要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搞一个类似机制。这一概念的肇始，一种说法指印度地缘政治学家纳拉帕特提出的一套亚洲安全构架的理论，其核心是，在北美和亚洲的民主国家之间建立安全关系，参与国家包括南亚、东南亚以及太平洋的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和新加坡；东亚的日本和韩国；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甚至还包括中东的巴林、科威特、阿曼和卡塔尔等国家。
与用于遏制前苏联、俄罗斯的北约不同，纳拉帕特理解的“亚洲版北约”不针对任何国家，除非有国家进攻这个组织的成员国。纳拉帕特的这套想法在本世纪初提出，其实此前更早，类似的提法和建议一直都有，且每当亚太局势敏感、复杂时就更突出。如果未来一个时段“亚洲版北约”舆论再起，不会让人意外。
“亚洲版北约”有没有可能落地？一种主流判断是，还不具有现实性，有这样几点理由：当前的亚太局势和当年欧洲-大西洋创建北约的局势不具有可比性，比如亚太地区不同伙伴国因差异大而团结度、凝聚力不足；由于这一机制毋庸讳言的指向性，会遭到与中国友好国家的反对；目前更多国家仍然认为，相对于集体安全机制，双边和特别安保安排有更多好处；更重要的一点，尽管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但出于种种考虑，并未准备好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集体性防务组织。
还有一种相反的观点，比如美国政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其2014年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指出，已有大量证据表明，印度、日本等国以及新加坡、韩国和越南等“小强国”都对中国不断崛起心存忧虑。上述国家在想方设法实施遏制，最终，他们会加入美国领导的一个制衡同盟。这与当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与美国联手遏制苏联的路数基本上如出一辙。
上述的说法各有一定道理。很多机制没有建立，却需要早早给一个名头，又有一些机制，名称未必那么要紧，对一些国家，重要的是做而不说。比如早在2007年，第一次出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同澳大利亚时任总理霍华德在东京签署了《日澳安全联合宣言》。安倍和霍华德都否认此联合宣言针对任何国家。但不管双方如何解释，所针对的国家是最明显不过了。而在1951年签署、之后不断更新的《日美安保条约》，以及此后出台并多次升级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其指向也是不言自明。更广层面上，日菲、美菲等国家不断强化的政治、军事协定，尽管仍限于双边和特定机制安排范围，但其合纵连横的迹象是明显的。
现实而言，“亚洲版北约”的确不是那么容易形成。首先，它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相抵触。就亚太国家和地区而言，安全问题固然重要，但无法想象能够像二战后那样截然划成两个政治、外交、经贸互不相连的阵营。另外，当前亚太局势远不似当年北约、华约建立时那样对立和矛盾。
不过，形势总在发展、演变，一些临界性的变化正在显现。如知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近期撰文也判断，就经济规模而言，中国或会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那么习惯了世界第一的美国能否接受这一趋势？作为现当代“霸权国”，美国会不会为维持其全球传统地位而采取更为强势的战略性措施？中国作为“崛起国”又如何应对这种数百年未曾涉及自身如此深刻的格局巨变？这是历史性的课题，“亚洲版北约”只是其中的一个分命题，是对包括中国、美国在内各方理性与智慧的重大挑战。供图/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