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北京青年报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自去年11月、12月，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相继设立知识产权法院以来，截至8月20日，三家知识产权法院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总计10795件，审结4160件，主审法官人均结案数超过100件，受理案件数量较多，审理效率明显提高。据介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自去年11月设立以来，每月平均受理800件案件，预计一年将受理一万件左右。北京受理的案件中，行政案件比重大；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著作权案件所占比重较大，超过案件总量的一半；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受理案件中的九成以上都是专利案件。
院、庭长亲自办案
“我自己已经审结了12件，还有18件马上审结，办案量还是很多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院长宿迟介绍说，他本人和另外两名副院长已经办案145件，已结62件。据了解，北京知产法院制定了院、庭长办案指标，并专门制定院长开庭周机制予以保障，即院长、副院长每月至少固定安排一周时间集中开庭审理案件。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也明确了院、庭长包括审判委员会委员带头办理重大案件的范围、数量等，实现院、庭长办案常态化。8个月来，院、庭长参与办案占全部案件数的21.2%。
在广州，院长、副院长均编入合议庭审理案件，目前，院领导作为主审法官共承办案件64件，审结44件。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吴振表示，此举的意义在于审判权运行去行政化。
院长、庭长亲自参与办案，减少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的行政干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废除院、庭长逐级听取汇报的制度，建立法官专业会议、法官联席会、专业调研小组等咨询机构和配套机制，为审判提供专业咨询。“确保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宿迟说。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王闯表示，在三家知识产权法院，司法改革率先进行，积极探索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落实司法责任制，突出主审法官的主体地位，探索审判委员会参加案件审理的方式。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还尝试在裁判文书中公开审判委员会决议内容及理由。
“案多人少”成普遍难题
王闯介绍，从2008年到2014年，知识产权的相关案件平均年增长率高达37.6%，是其他普通民事案件增速的5.5倍。“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员额有限，‘案多人少’的问题非常突出。”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吴振表示，广州方面今年的案件总量或超过5000件，法官人均办案达到400余件，但是由于待遇、家庭生活等方面的问题，短时间人员难以备齐。据了解，考虑到短期增加办案法官的可能性较小，6月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加班清案，一个月结案增长138%。
“一线法官压力大，必须增加员额。”宿迟说。但他同时认为，知识产权法官本来就是“精中选精”，增加员额后，选出符合水平、达到能力的人也比较难，“这个问题正在解决。”宿迟会后透露，北京正在考虑社会招聘知识产权法官，但考虑到法官待遇的问题，律师的报名积极性可能不高。
对于“案多人少”的难题，王闯表示将通过以下方式来解决。首先是根据每个主审法官每年能完成的案件进行测算标准，增加法官员额。王闯说，原来是根据每个法官团队一年平均完成150件来制定的员额，北京30个员额就是4500件，“现在大半年的时间已经受理了7000件”。
第二项措施是借助外部的资源力量来弥补司法辅助人员不足。根据最高法的新规定，人民法院包括知产法院可以定期接收在校的法律学生担任实习的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来参与司法辅助工作；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也可参与法律研修工作。目前北京已经有北大、清华等高校研究生参与了司法辅助工作。
王闯表示，法院也要从自身内部挖掘潜力，提高审判效率，做到裁判文书的繁简分流，简单案件可以简单几句话予以结案。此外，要充分发挥技术调查官的制度优势。
技术调查官参与案件审理
王闯说，许多知识产权案件之所以审理时间很长，主要因为涉及到复杂的技术事实，而绝大多数知识产权法官没有理工科背景。所以最高法院借鉴了日本、德国、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制度，建立了技术调查官制度。
目前，广州知产法院已尝试让技术调查官参与案件审理工作，制定了《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和管理暂行办法(试行)》、《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的实施细则》。
北京知产法院也有技术调查官参与的案件，他们的地位等同于司法辅助人员。宿迟介绍，北京知产法院有5个正式的技术调查官编制员额，目前还没有正式招录，现在又探索了其他几种技术调查官的来源方式：一是跟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有关单位协作，选派技术专家作为技术调查官参与案件，为审判提供技术咨询、技术论证；二是采取聘任制，从大学、高校等科研院所聘任专家学者任技术调查官。
宿迟表示，由于知识产权案件涉及到的技术很多，还需依托专家委员会或技术调查官人才库，可根据案件需要灵活邀请相关领域的技术调查官参与案件办案，或者由专家团队来讨论技术问题，支持法官的审理工作。（来源：北京青年报 记者：赵婧姝）
